Category Archives: 以弗所

政治的行为就是‘出令立法’，为了达到它‘正确地治理’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也必须要有确保程序，这就包括：能够最广泛综合到国内的专业意见，政策出台的审核流程，人民的知情和同意的流程，等等。于是这里就又涉及到一个权力（代表和决议的权力）的合理性问题。这是政治在机制上要考虑的又一重大方面，即‘民主’。法律政令和经济调控手段同源异出，互相配合，同为为了达到积极的社会学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政、经、法是对社会治理手段的一套具有派生关系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分类法。它们在内在理念的层面上，是同步、同体同质的。而‘正确地治理’对这层理念的要求就是，‘有道’。‘道’出自自然、出自人性本善，‘有道’也就是同于自然，同于性善。

在国际贸易中，具体把那一部分的产业分工放在国内，哪一部分放到国外，要结合实际情况看。一般而言，在开明的大环境下，应当先利用国内具有优势的分工，参与到国际经济体，以激活这一部分的生产要素，换得在国际经济体中的创收。然后如果是出于‘大国百业’的思路考虑，可以着重发展目前尚不完善的产业部分，形成气候之后，则可以开辟新的创收高地。在主持‘改革开放’的工作中，赵紫阳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针，主要也就是看重了当时我们社会上的人力资源，这恐怕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能打的牌了。利用全球化、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方兴未艾，借助国内思想解放、外交破冰的春风，果断用这一方针将‘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全球经济的竞争机制之中，一下子就激活了刚摆脱‘崩溃状态’下的中国经济。

抛开权力的合法生成原理不谈，单谈‘政治’所谓‘正确地治理’方面的内涵，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偏软件的’部分和‘偏硬件的’部分。后者可以单独给予一个称为叫做‘经济’（‘经世济民’），而前者是关于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东西。其实两者的目的在某些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样的，即它们都是要尽可能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产出。经济的问题看得见摸得着，所见即所得。思想文化的问题虽然看似‘漂浮于空中’，实则‘扎根在地下’，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软件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硬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产出，是社会长远发展的源动力，它虽然看上去是无形的，但却是对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应的根本产出。其实发展经济问题上运用的某些思路，又何尝不能运用到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上来呢？正如‘东欧学派’布鲁斯所言，既要有‘高度选择性的集中’，又要有‘高度自由性的分散’。。

萨伊说‘资本家’的利润产生于资本，并无‘剥削’工人之处。批判萨伊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然而按照把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工程学的视角来看，以上概念和争论甚至于产生都是不必要和无意义的。仅以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作区分：每一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存在合理性，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去利用它的长处。例如国营企业可能统筹调配能力更强，私营企业更能发挥企业家的个人能力等等。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我们需要的目的，即‘人的幸福’。在这里，能更好的发展的方式就更能带给人幸福。至于私企的行为准则和它在整个经济中的预期位置，都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规定引导。比如，当公司大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上市的公共公司，公开透明，公民持股比例要增大；又比如，将公司的财产和领导个人的财产严格分开；规定员工持股数量要大于一定阀值；等等。只要公司能运转下去，所有员工的薪水就不成问题，而随着员工持股增多，这家私人企业也将逐渐带有公社的性质。随着募集员工数量的增多，在带动就业的同时也可以带动‘学业’，以产带学，学以助产。这些从社会工程的视角来看，其实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农业是一个基柱产业，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经济规模中要占很大比例。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在于它会发展出由低到高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并使它们并存共荣。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导致中国传统文明发展一度陷入减速和停滞。但其中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和文化选择有关。

我们对价值的关注，仅仅在于为‘价格’，也即货币，找到一个基准和锚点而已。这样我们就至少能够找到一种基于价格进行价值判断的秩序，这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一旦这样的锚点找到，所有关于‘价值是什么’、‘如何判定价值’的理论都尽可以抛弃了。因为剩下的问题只有纯粹的供需关系，以及针对这两者的宏观调节罢了。一个合理的锚点，也需要是在一个社会的支柱产业里找。当供需关系的平衡，能充分使得产业链在各个环节达成极为健康的生态，我想这样一个‘价值的锚点’，即‘基准定价’，或者‘货币准价’，也就确定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基础谷物’市场。作为春秋时期经管大佬的管子曾说：‘夫谷独贵独贱。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上，谷物的定价权势优先的，这也反映了人们的刚性需求。农业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它的健康关乎着‘社稷’的命运，是人之为人、社会之存在于天地自然的安身之本。我认为基础谷物的定价，可以作为市场经济定价的一个锚点，或货币的一个锚点。

如果非要去考虑什么是价值，那将是条无尽之旅。价值是神圣的、主观的，正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也是难以被捉到边界的。而实际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关注价格就可以了。价格能反映很多东西，如供需关系，供给侧的产能变动，人们的需求偏好等等。根据实际情况，调控手段可以包括放任自流、期货平价（收放仓储平息产能波动）、人为定价（出于各种因素），等等。毕竟我们关注的‘经济学’是一种对过程的控制，愿在初始和最终状态之间，架起一座能达到目的的桥梁，如此即可。

一个‘经济工程包’的设计，好比一块模拟电路的设计。它有输入，有输出，通过内部系统的一套有机组合，达到它控制论的目的。在此，金融工程的元素可以类比成元器件；元器件本身不能达成具体目的，但是它是能达成具体目的的电路模块的基础成分。而一个‘经济工程包’就好比一块特定的电路模块。作为基础元件的构件，在宏观上的存在面，又广于作为上层的、被用于解决特定种类问题打包而成的构件的存在面。金工构件是可以创新的，就好比电路元器件可以创新一样。好的元器件基于好的材料，它能够让电路工程学产生突破性的进展。举例来说，货币是一种金工元件，它本身就经历了又或者正在经历着材质上的变革。

‘经济工程’是一种以控制论为底色的‘制度工程’。它控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生态的事无巨细的各个方面，控制的手段是对相适应‘制度法’的打包编程和不断升级。

‘经济’只有结合了‘政治’讲才有意义。‘经济’的目标就是优化和发展社会生态，主要是就硬件而言。 经济的指标定不能是一个笼统的统计数字，而必须是一个多样化、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统计集合。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一大部分是重合的；政治的目标包括了经济的目标。

所谓的‘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而言，最终是会胜出的。因为‘资本’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资本要解决的问题，也只能是社会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

把控制论的对象对准‘人’之后，其实教育或者学术的问题也很好办，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激发人们生产真知灼见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立法的方法给这些‘真知灼见’划一定的界限，以及对它们进行筛选。总之‘法’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把宏观的计划理念用‘法制工程’的形式落实下来。个体自由加上‘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立法引导，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放之四海而可行的统筹发展的优质模式。

康德说，‘人就是（发展的）目的本身’。齐美尔说，‘货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对岸而是桥梁’，‘能真正互动的，只有人类的心灵’，‘只有当货币剥离作为纯粹价值交换中介以外的意义时，它才具有正当的意义’。那么同样的套路也可以应用到现在我们说的‘经济’这个概念上，即‘经济’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谓‘经济’，它的控制对象应该对准那大写的‘人’。‘经济’，就其结果而言，就是发展的成效，又或者是‘使人幸福的成效’。就其手段而言，就是包括了立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与规划，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工程’。我认为‘金融工程、财税政策、国家投行’，是现代经济计划在操作层面的‘三驾马车’。

经济就是‘正确地发展’。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不提‘经济’这个概念，而只提‘政治’即可。因为实际上，特别是在汉语传统中，‘政治’已经涵盖了现在所说的‘经济’的范畴 。西方的‘politics’一词，专指‘议事’；而中国的政治一词，还包括了‘正确地治理’这样一层意思——这当然就包括了现在说‘经济’所涉及到的各方面，诸如民生福祉、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等等。

集体和个体，‘计划’和自由市场，国营和私营，这些理念都绝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一个应景制宜的问题。一个优质的体系，正是对这些理念恰当的兼容综合。

行义贵‘向下’，因为就像播种一样，这才有根；而要是‘向上’行义，那么这样行的义就好比断了线的风筝，我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去向哪里。前者说的是实利，后者说的是虚理。

以西方文明、现代化的视角，是足以对国故所藏，进行‘钩沉’的。以今稽古，说在同人。

大时代总有灰尘，那由不得我们。在其中穿行，有时我们需要带上防毒面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走下去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走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心路，而不是时代森林的‘迷路’。

现代之现代，即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未来’之‘现代’，却不一定。因此谁能够彻底把握‘现代之现代’，谁就最有可能走向未来。

高效进食的一个要点是适时，在最合适的时间吃最合适的东西。这就要依靠人体自身的指针系统，即内生感觉。应该常备尽可能多种类的食物并熟悉它们的性味，以在不同时机适量进食最佳品种。宜时不宜多。高效和节约是一体两面的，也只有在效率的基础上去谈节约，才是最恰当的。

去学习一个时代的经典，不如就整个时代去体会它的精神。学习一个文明的经典，不如去吸取它的‘气质’。后者的启发性和信力更大。

如果生命，如同法国哲学家德日进所说，是一种宇宙中普遍存在着的过程；那么无数的行星，可能也就像是那一个个‘生命的试验场’。行星有生灭，正如个人有生死；那么对整个行星生命的集群而言，在这行星生灭的周期内度过的时日和全过程，可能也就和我们的人生一样，是那有限轮回中的一趟有限的旅途。。

有一种系统可以称为‘半有效系统’。它往往由简易条件凑成一种较为有效的解决方式。人类历史上很多精确的方法，实际也就是对这些半有效系统的提纯。半有效系统往往广泛存在于生活中，甚至它们就在我们的手边。有识者应当积极去确认和发现，并且确信地去应用。

人生来世一遭，匆匆许多年，碌碌何为？不如少私寡欲，清净凡心；少食肉类，不扰生灵。则一生之旅，少去负重；一生之路，免于拥塞。岁月时光，看得清楚；来去留从，选择轻便。

你知道吗？太阳每天都在变化着，今天升起的太阳，就再也不是昨天的那个了。

IT界发展至今，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的ngo组织。。开源占了主导，于是在这个圈内就出现了一种人类大同、互利共进，近乎乌托邦式的美好氛围。它处理和现存闭源世界的关系，可以通过基金制、授权制等等。其实围绕这种技术开源组织衍生的生态，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源本身相当于‘共产主义’，但有序的商品交换还得有赖于私有制。那么开源社区生产出来的价值，只要有人愿意买单，就可以完成基于货币的价值交换，从而把开源社区的生产，和其他部门的生产衔接起来，形成交换通道。也就是说，开源社区是一个‘先创造、后叫卖’的生产形式。有类似于基金支持的创投公司，是一个以创造为目的和驱动而后获益的、新型生产部门。

就行动而言，所做的事情是自己所欲、所欲的事情是自己所做，这就是自由。自由的判定要与时间相拟合，根据二者重合的多少，人的状态可以分为大自由、小自由、不自由。生命由有限的时间组成。

就适合与人的材料质地来说，软有软‘德’，即‘贴合’；硬有硬‘德’，即‘独立’，等等。

口罩、手套、眼镜、耳塞，这四件套是我们生产生活中常用必备的贴身护具，也是实用工具。

语法是成句法、表意法、及惯用法。名词指代离动态的客观对象，动词指代离对象的动态，形容词指代一切和人的感知相关的量。形容词在属格上实际亦具有名词的意味。动词和形容词又可以作名词用，以指代它们所表示的这些概念。形容词亦可作动词用，以表示事物在人感知结果上的动态。名词加名词形成判断，名词加动词形成陈述。这些概念和规律在人类语言之间大致相同。

以‘理’立国，以‘法’立国，方能求得‘最大公约数’、求得人类大同之向心力，无远弗届，万事兴隆。。

肉体消亡了，一生一世的梦旅也就结束了。令人吃惊的是，有时候我们对这一切的发生竟是如此的无知无觉。

做人如做星，发光是它的本分，无视身处何时、身处何地，无视时间、与空间。在茫茫寰宇之中，无时无地之间，它只是兀自地、本分一般地发光。这光，来自它内部已有的能量，运转损耗，转化而生。这光啊！它是如此的静谧和持久，璀璨却稳定。在它有限的生命里，首先照亮了自己；在身后，它也展开了急速而漫长的旅行。它们向四方散逸，而终将抵达那无限的时空。。

聪明人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交流；蠢人只会用一种语言，在一个地方交流。 ​​​​

正理是适者生存的唯一法门。不坚持正理的人，好比墙头草，风吹就倒；他们最终都会埋没在历史的乱流之中。坚持正理的人，虽然可能一时被埋没，但是身前身后，于人于己，他们无一不成为了最终的英雄。

离人类社会太近，我们难免会陷入一个个足以令人迷惑的梦境中。当我们和它拉开距离，看向那自然界和宇宙的所在时，会发现那里却是一个清净和统一的世界。

饮食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加油’，而食物是一种‘油’。可以用动态平衡的视角去看待饮食问题：正常情况下，保证每天的摄入，足够驱动当天的输出，这样即可。一般而言不必求多，但可求丰富，应需制宜，应适应人体的生物钟指示，开始可以参考少食多餐的办法。

‘拟我摄受’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官能（智能），经它运算而得的量果，是一种特殊的现量，它包含了特异的、殊胜的、理解对象的信息。对这种智能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对理念的记录和表达展开，要注意时效性；最好在比较明确的理念初起时就着手记录。如果贻误时机，几次不下手的话，它是会‘沉’下去的，这就是这种理念运作的一种机制。因此这就像捕鱼一样，理念在显意识中初升，就好比鱼儿初次跃起，这时候要果断下手，若是几次贻误，这‘鱼儿’就沉入水中，远去不知所踪啦。

杂粮，或者说粗粮，是健康饮食循环中的重要一环。它具有‘补益、理气、舒心安神、轻身、吐故纳新’的功效。

中国要真正走上正态发展，还需要补充很多基础设施，需要破除很多枷锁。。这其中的波折和代价，恐怕是我们身在国内的大部国民，所必须忍受的。

有时候，表达也会让原本是朦胧状态、‘冲动’状态的理念包，更加稳定；借用表达理性的符号系统作为踏板，它除了呈现理念，也能够同时起到梳理和完善理念的效应。要注意的是，一个理念的完成度，从它的无意识诞生而成为初始状态，这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用表达的理性去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明晰化，这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第一位影响是主，第二位是次。两者的轻重关系，可用如下比喻:第一位的影响，好比是一个形状主体的诞生，第二位的影响，是对该形状进行修边。

所谓‘藏识’的意思，就是你不‘挖’它就不会出来，你挖得越多，它就出来的越多。‘人心’所藏是‘力’而非‘知’。‘力’之初，只有‘端’。只有不断用力致知，你的所知才能逐渐抽枝发芽，而力的本身也会越磨越锐，两者形成一种正向循环。最终得到你的所知世界根深叶茂的结果。

人生，就是以‘我’的形式，在无限的时间长河里，做有限的旅行。如此，我愿随顺，我愿喜乐。

中国的文艺复兴，一定是在中国本身的土地上，汉字文化本身就是一面极具凝聚力的大旗。

显意识是无意识运算的一种量果和显现。而无意识又是什么？它是一种‘官能’，是名为‘认知’的这种生物过程。

审美具有反身性，它是‘外照’与‘我’在‘性情’上的同频共振。‘情愫’是这种共振后的量果。‘照’有千千万，‘我’皆能感受，故量果亦有千千万。情愫作为一种理念，包含一种‘理解’的信息集，此理解的基础是‘以我拟彼’、‘反身而情’。‘美’是一种基于审美理解的统一综合感受，是审美理性运算达成某种量果之后的信号。爱是推己所欲以及他的欲望。爱叠加在‘我与彼’的审美理解上就转质而成情爱。审美运算亦天然关射相应的情爱。‘我’与万物之间皆有情爱。

欲望是一片海洋，人生理的底层好比百川，百川归欲海。这片海洋是无尽的，时而起波澜。生而为人的‘我’永远是欲望的我。人因欲望而生，欲望是生命的方向。

性爱为有三态，谓和、救、伤。前二者是爱，第三者非爱也，是害也。善者前二，不善者三。不善，即恶。

异性之间的爱是特殊之爱和特殊之审美，是在异性一对一的私有频道上、特有的、‘及人之欲’和‘情美摄受’的相互反扣、落地，和增强。

生活条理之纲要曰；权、常、备。权取宜，常欲效，备不时。无常从权，有常不从权，废权取常。常有简全，事急从简，事缓从全。无全从简，有全不从简，废简取全。备，贵在察不时，在思患。有备无患。一个人生活的安稳程度，等于他能为之做准备的周全程度，等于他能置身日常和应急状态下而从容的程度。

礼之用，和为贵，说在共处、提前设想；戒之用，勉为贵，说在自处、存良施设。君子何处求安身？在外安于礼，在内安于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