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应为理想和制度而建，而非为种族、文化传统，以至于非为地理疆域而建。在因订立社会契约而产生的政治协商过程中，应聚焦那些基础性的共识而尽量一致，而不应为那些高级别的追求而纷争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