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关注的理性量果是倾向直觉的、亲证的、审美的；相应的，它的文字表达方法论因而也是倾向于文学的、‘诗化的’、‘直接带领读者意会’的。而西方哲学关注的理性量果是倾向分析的、结构澄清的、因果勾勒的；相应的，它的文字表达方法论也是倾向于‘科学的’、事无巨细的、不厌其烦呈现的。究竟孰优孰劣？孰是‘正途’？虽然我也很想‘择其一以从之’、‘从一而终之’，但事实上，做一个完整的理性人来说，那也是不可能的。

诸子时代，几乎每位大师都有自己德‘修德修道’的一套‘直觉主义’的方法。它们虽然各不相同，旨趣却趋近。甚至参照现代哲人，如柏格森、狄尔泰等也是如此。或许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趋近的大方向上的多样成就，才是百花齐放，才是各显真章，才够精彩；也足够显见这一大的思想方向的重要地位。而这样一看，《中庸》篇的道理，倒也不算是特别特出了。

读哲学，‘择人’很重要，理自人出。好的论师带来至上的道理，切忌泛泛而谈，肆意汪洋。对于读者来说，‘择人’的过程就是（通过文字）交流的过程，需要有‘虚心体验，意气交感，慧眼识珠’。

‘自我’是哲人格致的重要对象。在此过程中，分析理性方法的运用固然重要，康德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感验理性方法的运用也同样不可少。古中国哲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对（现观）审美过程可以做这样的比喻：就好比是用自己的‘天性（即理性内官能）之弦’直接叩击对象，其结果是，对象出一泛响，‘我’亦出一泛响。这种泛响就是结果量、就是‘情愫’；它们的成因就是‘德’–‘德’，即是‘性’在特定情境下分出的那一部分特性，也即是特定‘情愫’成因。以上可以再以控制变量法推论，即，当‘我性’一定，则‘我德’内藏也一定；物性一定，‘物德’内藏也一定；此时若以相同的方式叩击，若无其他影响，则所呈现的结果量即‘情愫’也一定。由于以上事实的出现在人群的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概率的重复性，故而相应的这些‘情愫’也可以被人群重复经验，进而形成有共通概念的语言。

由此看来，白话文运动不愧为中华文明的救星。（而并非像某些人想的那样是毁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