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纯粹客观外境’是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同样可以说‘灵魂’是存在的，这两个判断是基于同样的一种认识论的逻辑而言的。即，同样是在不可亲证的知识范围内，‘退而求其次’，前一个判断是运用了我们的分析理智的推理能力。进而言之，是基于重复的经验形成因果判断的这样一种推理。后一个判断是运用了我们的‘拟态理智’的认知和理解力。进而释之，就是以‘我’作为一个‘有心能动者’的这种主观感受，根据彼物的动态，推拟出自己的性情与对方相重叠的那一部分，进而基于此得到一个对关于彼者内部的‘灵魂’的一种理解。反过来，这种理解和它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彼者的行动、预测并把握。可以称这个过程为‘以我拟物，反身而情’。这是包括审美力在内的一种特殊的理智能力结构，应当区分于分析理智而单独判断为一部分的‘内官’。此两者和可以亲证的那些知识或判断相比，它们形成判定的强度自然是要弱一档的。
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认知能力（也包括响应能力），包括直观的和推断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确信的。它们本就来自于自然的天赋，因此也是我们与自然互动所必须仰仗的；另外从结果上检验，如此确信并实践，也获得了不断成功的结果。譬如这后一个论断本身，也是来自于我自身具有的论断能力而演说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两位伟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时代。
有一种系统可以称为‘半有效系统’。它往往由简易条件凑成一种较为有效的解决方式。人类历史上很多精确的方法，实际也就是对这些半有效系统的提纯。半有效系统往往广泛存在于生活中，甚至它们就在我们的手边。有识者应当积极去确认和发现，并且确信地去应用。
可不可以这样说，超发货币的权利，其实就是经济计划的权利。
高效和节约是一体两面的，也只有在效率的基础上去谈节约，才是恰当的。
有时候，表达也会让原本是朦胧状态、‘冲动’状态的理念包，更加稳定；借用表达理性的符号系统作为踏板，它除了呈现理念，也能够同时起到梳理和完善理念的效应。要注意的是，一个理念的完成度，从它的无意识诞生而成为初始状态，这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用表达的理性去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明晰化，这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第一位影响是主，第二位是次。两者的轻重关系，可用如下比喻:第一位的影响，好比是一个形状主体的诞生，第二位的影响，是对该形状进行修边。
黑格尔早就应该进疯人院了，而叔本华早应该去印度了。在古典大师如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等人充满理性的光辉面前，这些后辈简直就像赤身裸体、围着火堆跳舞的土著人。哲学界一度把首要任务定位‘防止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死灰复燃’，我想他们算是想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