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必执着于选择那些预期‘最好’的经历,而只需要选择那些预期能使我们自己感动的经历。

在上海的百年地界上,世间的沧桑变幻过于快速地凝结;在那些建筑中,时空仿佛被压缩了。

资本主义世界原是凶恶的丛林,那么共产主义原是温和的风。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也原是有迹可循。

上海的这些洋房实在是境况不佳,但这不是指房子本身,而是指居住环境。这让人联想到,上海毕竟还是中国的城市,在它的地界上的一切外来文明,都也难免要适应本土的‘地情’。如果单看旧上海留下的那些繁华地带而不看其它,那里几乎已经可以说是一片衰败的贫民窟式的景象了。

‘资本’、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应当看做是活跃经济的一种手段;但不是、也不能是全部的手段。与之相应的,还必须具有在广泛社会层面上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及政策约束;后一部分也可以看成是‘被计划的经济’,或‘有规划的经济’。

‘阶级’的概念应由良性的社会分工自然产生,而不应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高阶的意识形态人为地设立;后者只不过是一顶顶空泛的、‘文化’的高帽。这些高帽,如果不是用于思想领域的禁锢和恐吓,在其他场合则亦不应当存在。现代社会的阶级的内涵,应具有广泛和丰富的特点。在良性的社会运行机制中,各个阶级、以及各行各业应当能够共荣发展、良性流动;而不是相互撕裂,或者相互剥削。

我们希望讨论的‘民主’的概念主要应涵盖以下几点:即,在社会契约订立、实施、监督反馈的各个环节上,所有相关民众都应(至少)有一定的参与权、同意权,或知情权。

现代‘国家’应为理想和制度而建,而非为种族、文化传统,以至于非为地理疆域而建。在因订立社会契约而产生的政治协商过程中,应聚焦那些基础性的共识而尽量一致,而不应为那些高级别的追求而纷争不止。

军队干涉和维护的,应当是一种好的程序而非好的‘主义’。因为好的程序应当具有如此的效应:它能自动地产生出好的‘主义’。社会程序的内涵主要包括:各种‘社会契约’的产生、同意、执行、反馈和修订的程序。如果军队非要干涉‘主义’,那么必须是在、且仅在如下情况下:即一个社会的‘主义’的基本追求——即基本伦理道德——而非它的高级追求方面,发生严重颠倒和混乱之时。军事作为人类社会最强也是最后的权力实施手段,它应当维护的,也应该相应的是社会中最是基石的那一部分内容。

由地理位置决定,上海实际一直处于一个开中西文化交融风气之先、但是多为接纳和从动的地位。一言以蔽之:中国兴则上海兴,西方盛则上海盛。。

或许从并不长远的未来回看,每一个十年,和它们的主政者,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有机的参与者。

外公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外公在时,我对这一部分也好像浑然不知;外公走后,仿佛我的这一部分也走了。失去才知道珍惜。外公走后,我不仅是在追思、悔悟外公对我的好,我也是在追思、悔悟我与外公共享度过的‘好’,以及我自己生命本身的‘好’。

纵横交错的铁轨上的世界,是如何变得像桃花源一般的浪漫,是现代生活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宣传媒体的最大误区就是,不让事实替自己说话,而要扮演‘先知’替事实说话。世界上没有先知,这样做不最后翻车,又等什么呢?

不论是忠是奸,最终只有那些有份量的人、言、事,可以尘埃落定,而形成历史叙事的有形建构;而那些无足轻重者,都将吹散在时间的风沙中。

有时看着这些老建筑,我不禁想,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的冲刷洗礼之后,它们仍然不会变形,不会倒下呢?除了它们石质般的坚固之外,我想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们是‘没有心’的吧。正是因为无心,所以不论多大的惊涛骇浪,从它们眼前如此地穿过,怎样地来,也就怎样地去,于它们自身,却无半点干涉。那么我们呢?面对时代的乱流,我们能做到那样的一点‘无心’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个人主观体验的人生,不就是一种不断的‘清零’吗?不管历史有多长,有多少变化,每个人度过的一生就是一百年。因此,人生的目标需要从两部分来拆解:一部分是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要做的特定的事,另一部分则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应该做的事。前者是结合时代的,而后者是超离时代的。其中,离于时代的人生是底色,合于时代的人生是实务。而人生贵在有‘离上之合’,贵在能出能入,在亦出亦入之间。。

我喜欢历史老建筑,如果能寓居其中,那就更好了。在那里,历史不再像是那些用之即弃的记忆碎片,而是串联成了一个连续的故事谱。看似错乱的篇章就这样真实地排列,一页页翻过,却不曾留有空白。建筑是不动的,房间是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能记录和容纳。时代的大潮带来了连续不断的波浪,而它们就像此地的浮标。那些五光十色的故事就如同浪涛一样,霎那地来,又霎那地去;留下老建筑像忠实的仆臣一般,为它们默默地守护。

中国社会要向未来发展,必须和包括近现代在内的自身的一切历史和解,并且兼容,以拾得它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宝;同时自身的文化立场、执政意识形态,也必须发生一定的转型。

上海,自从这座城市诞生以来,它就注定要印记近代以至未来中国,那段变迁和跃动、浓郁而壮阔的历史。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分自由,就干一分自由的事;还有一分理想,就干一分理想的事。如此,亦是一种战斗的方式。对于不善者,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冷遇、感化和宽容。

人和人之间或许充满了先天的亲近,然而她们之间却因为后天命运的那些鲜明的式样,而形成了分明的壁垒。或许最佳的状态,正是她们如此地和而不同。

中华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振兴,在政治文化的基因上不引入贵民、重法的思想是不行的,换做西方语言,也就是民主、法治。如此,方能跟得上时代的洪流,并拿到通向未来的门票。更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外的壁垒、有风度的对抗等等。

衡复街区的上海老建筑,弄堂深深。这里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迷宫,建筑样式上的迷宫,更是近代历史记忆上的迷宫。

我们一生要去走的,始终不是属于社会的历史,而只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历史。并且我们不能强求有绝对客观的真相,而只能强求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绝对主观的真相。后者关乎我们的心灵,理想,与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们亦是我们的为人之本。对此我们应当火眼如炬,且忠贞不阿。

倘若时局动乱,隐居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反正正事也干不了了。只要有足够的DIY能力,我们就能生存下去。或许对于眼前的很多条件,我们都该去好好珍惜。

老建筑不仅是空间的坐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还是由空间定位的时间的坐标。百年上海的外国老建筑,不管结合哪方面来看,都有它们独特而闪耀的价值。

人到死的时候应该有一群朋友,同龄人和年轻人。有时候做一个群居动物,也是幸福的。

国家和政府,本质上是一套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建设何种基础设施,既要有精英大师的顶层设计,又要有社会公民的普遍认同。

人各有命,命有顺逆。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都不必为了天生就有的东西,感到羞愧或者骄傲。

与自然相应是生存之本,生死亦如是。此身来源于自然,自当顺应于自然,还将复归于自然。顺应自然,莫若顺应此心。至澄至静,不乱不惊。心即是理,明心见性,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