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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走了，科比也走了，我也走完了35年的人生。对外公来说，诚然是走完了一趟人生，而对我来说，却感觉也像是走完了一趟人生似的。生，死，爱。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幻，又像是命中注定。。而这痛苦，是始终缠绕我不去的阴影。。

这是一片贫瘠之地，这是一株残缺之苗。然而只要它的毅力够强，本能够旺，在有限的生命里，它最终也必能长成某种看得过去的形状吧。

我们不是以‘完成’来检验我们是否达到目标，而是以‘获得’来检验。

不得不去这样认为：这片土地，我们的祖国，还尚未达到我们热盼的启蒙。

我们拥有丰富的情欲、想象力、以及领悟之力。如此，即此，这就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善’和‘美’两者，其实是一种情感量，即状态调节量。‘善’量的来源是‘理解’的达成；‘美’量的来源是‘拟我摄受’理智运算结果的达成。

真的回不去了吗？那无忧无虑、单纯美好的时光。。为何我总是热泪盈眶？。。

一报还一报，种瓜得瓜。做那些脱离实际的事情，是绝没有好果子吃的。。

如果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又或者说是荀子，竟可以被称为‘殿军大师’的话，那么属于他们那些伟大时代的哲学思潮最终都终结在他们手里这一点，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造成的结果，和他们所背负的名声，实是不相符合的。

黑格尔早就应该进疯人院了，而叔本华早应该去印度了。在古典大师如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等人充满理性的光辉面前，这些后辈简直就像赤身裸体、围着火堆跳舞的土著人。哲学界一度把首要任务定位‘防止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死灰复燃’，我想他们算是想得通了。

微观的战略纵深是很大的。只要扎实地、深入地经营好‘微观的盒子’，你的生活会有充裕的‘安全基地’。这种经营首先需要契合自身特质，其次要贴合外部环境。对内的契合要清晰果断，对外的贴合要灵活多变。

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认知能力（也包括响应能力），包括直观的和推断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确信的。它们本就来自于自然的天赋，因此也是我们与自然互动所必须仰仗的；另外从结果上检验，如此确信并实践，也获得了不断成功的结果。譬如这后一个论断本身，也是来自于我自身具有的论断能力而演说的。

生命体的主观活动，可以看成是宇宙规律实时自我实现和宇宙自我演进的一种尖峰形式。。当简单物质以某种形式组合而成如同生命体这般复杂和‘高级’的形式之后，出于某种原因它们的活动形式发生了变化，变成以‘个体’为单位了。以个体为单位，以种群为分野，对它们自己以及它们所处的环境进行改造。生命活动，可说是‘宇宙运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主动’、‘自由’这种意念，以及它们背后对应的原理，不论是机械的还是别的什么，它们是如此神奇，以至于我们竟尚不能触及对它们的理解。

如果学习了佛法能帮助我们清理内心，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接受的意念太多了，特别是那些偏激的意念。当我们设定好一些正行动所需要考虑的方向时，我们就可以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方面上去。这时候可以也应当适当消除那些不必要的杂念的影响。

从生物的‘心’这一角度来观察的话，即便宇宙是机械的，它也是实时演进的。因为它实时都在自我生成着选择。

如果说‘纯粹客观外境’是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同样可以说‘灵魂’是存在的，这两个判断是基于同样的一种认识论的逻辑而言的。即，同样是在不可亲证的知识范围内，‘退而求其次’，前一个判断是运用了我们的分析理智的推理能力。进而言之，是基于重复的经验形成因果判断的这样一种推理。后一个判断是运用了我们的‘拟态理智’的认知和理解力。进而释之，就是以‘我’作为一个‘有心能动者’的这种主观感受，根据彼物的动态，推拟出自己的性情与对方相重叠的那一部分，进而基于此得到一个对关于彼者内部的‘灵魂’的一种理解。反过来，这种理解和它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彼者的行动、预测并把握。可以称这个过程为‘以我拟物，反身而情’。这是包括审美力在内的一种特殊的理智能力结构，应当区分于分析理智而单独判断为一部分的‘内官’。此两者和可以亲证的那些知识或判断相比，它们形成判定的强度自然是要弱一档的。

认知的‘范畴’这样的概念是可以提的。譬如长度、形态、颜色、冷暖等等。这些范畴的来源是生理底层的器官。另外还有一种‘欲’的直观量，我们判断善不善、好不好、正义不正义，本质上是在判断自己‘欲不欲’。在‘欲’这种维度上，是有‘方向’的，体现了人天然的行动选择取向性。‘欲’的量度也可以分‘范畴’，譬如整齐不？有信用不？（更本源的来源还是‘秩序’，要求人前后的言行一致）勇不？（对于‘推己及人’的道义实践是否坚定）如此种种。。带‘欲’量度的来源仍然是生物底层。自然和进化天然地赋予我们一些用以指导我们行动的‘动量’。‘欲’其实只是一种基于动量的方向性判断，是‘感觉’之一。它的来源是来自生物底层的各个官能，包括各种层面上的，这里面要厘清信号的链路，那就非常困难了。‘百川归欲海，人因欲望而能生存’。

或许人的一生就像一株原地不动生长的植物一样。这是就‘外在经验辅助内在的成长’来说的。

作为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来说，并不能以高效或者低效作为判断这样手段正当性的唯一标准。

女性的特质与尊严，使得她们能悠然独立于世，并且在寻找伴侣和养育后代方面，肩负起独特的社会责任。

马克思韦伯的经典‘世纪之问’曰：‘为什么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方兴起？’据实而言，他这样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本不算什么新鲜事，而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如说是进取观念的兴起，对贵族垄断的打破，和法制的革新。其实，这些不仅仅是在西方社会，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推动社会阶跃式发展的、重复发生过的范式。

教育和学术不一样，教育的目的在于普及技能，而学术的目的在于生产‘思想’。普及技能固然重要，然而生产思想却也是迫在眉睫。对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凭借着人们趋利避害的那点小心思，根本就不足以推动社会整体，甚至是微观社会的有效进展。他们对于利害的估计和远见本来就参差不齐；更何况一般人根本也无法像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那样精于计算，以至于能分毫不差地去吻合他们设计出来的数学公式。因此对于这方面的原理的应用，最多只能充作谋求社会进步成果的手段之一，而且它并非完全有效手段，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一叶障目的。因此在未来任何称得上是完整的经济学框架中，对于‘古典学派’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如果不是要通通抛弃，那就是要减少它们的话语权和重要性占比。

不管从什么角度试图从对象本身中抽取某种关于价值的、统一的公式，都是徒劳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个性的、差异化的。对象的价值在主观判断上的呈现，可以从需求的角度去考察。当供给一定，需求越大，在主观上人所认定的‘价值’就越大。所谓‘价值’，就是某些人对于需求的一致性预期。在有些领域，这种预期好比物理学的常数一样稳定，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它们的变化却比变幻莫测的天气还要快。例如所谓的‘边际效用’理论就呈现了随着人们所给出的价值判断随着对象的稀缺性变化会出现怎样的不同。另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人们到底是基于‘工具理性’还是‘内在价值理性’去判断对象的价值呢？随着人心主观所依仗的判断标准不同，对于同一个对象他们会给出的‘叫牌’亦不同。或拿打牌来说，根据不同的出牌策略，对于同一张扑克牌的在此时的‘价值’判断亦不同。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人的行为上来，让具体的供需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呈现，来综合兼容‘经济人’的多样的、无限止的所有可能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经济人’就是现实中的人，那无限和大写的人，而不应该是什么削尖了脑袋的怪物。他们的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成为更好的人’，目的是‘人’本身。为此他们将保留行动时无限的选择权。他们更不会像是精于计算的会计师或者机器人那样，去符合理论学家们完美的公式。因为他们要从事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如此的目不暇接，即便是在那些确实需要考虑效率的场合下，他们会做的也只是粗略的估计，并且随时都有出错的可能。

有两种学习（阅读）的方法：第一种侧重‘契证’和‘激发’；第二种侧重‘理解’与‘复刻’。前者注重的是自己思维和理念的生产，后者注重的是继承和借用通用的成功经验。

经济学理论的误区在于试图把复杂的人性进行抽象化，或者试图提炼千差万别的人类活动。这两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试图把那些无形无限的理念具化在那有限的容器中，最终迷失在重重幻境的森林中。事实上，无限的理念也只能具化在无限的容器中，也就是具化在每一个特定场景的事实中。我们要么相信人性本善，放任他们的主动性，让他们自主选择各种经济行为；要么相信人性‘未善’，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轨范和指引（这是由民选的决策者制定的）。通过这两者的结合，去达成并回测想要达成的、积极的社会学目的。除此之外的努力，如试图将所有的人性以及人的经济活动抽象成某种机械论的图式，或又有什么意义呢？若是追求效率，不如交还给运筹学或者控制论；后者将用那琳琅满目的工具箱，在它们所面临的每一个具体事例中，满足一切对效率怀有偏执的理论学家们最严苛的要求。

政治的行为就是‘出令立法’，为了达到它‘正确地治理’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也必须要有确保程序，这就包括：能够最广泛综合到国内的专业意见，政策出台的审核流程，人民的知情和同意的流程，等等。于是这里就又涉及到一个权力（代表和决议的权力）的合理性问题。这是政治在机制上要考虑的又一重大方面，即‘民主’。法律政令和经济调控手段同源异出，互相配合，同为为了达到积极的社会学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政、经、法是对社会治理手段的一套具有派生关系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分类法。它们在内在理念的层面上，是同步、同体同质的。而‘正确地治理’对这层理念的要求就是，‘有道’。‘道’出自自然、出自人性本善，‘有道’也就是同于自然，同于性善。

在国际贸易中，具体把那一部分的产业分工放在国内，哪一部分放到国外，要结合实际情况看。一般而言，在开明的大环境下，应当先利用国内具有优势的分工，参与到国际经济体，以激活这一部分的生产要素，换得在国际经济体中的创收。然后如果是出于‘大国百业’的思路考虑，可以着重发展目前尚不完善的产业部分，形成气候之后，则可以开辟新的创收高地。在主持‘改革开放’的工作中，赵紫阳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针，主要也就是看重了当时我们社会上的人力资源，这恐怕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能打的牌了。利用全球化、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方兴未艾，借助国内思想解放、外交破冰的春风，果断用这一方针将‘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全球经济的竞争机制之中，一下子就激活了刚摆脱‘崩溃状态’下的中国经济。

抛开权力的合法生成原理不谈，单谈‘政治’所谓‘正确地治理’方面的内涵，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偏软件的’部分和‘偏硬件的’部分。后者可以单独给予一个称为叫做‘经济’（‘经世济民’），而前者是关于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东西。其实两者的目的在某些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样的，即它们都是要尽可能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产出。经济的问题看得见摸得着，所见即所得。思想文化的问题虽然看似‘漂浮于空中’，实则‘扎根在地下’，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软件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硬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产出，是社会长远发展的源动力，它虽然看上去是无形的，但却是对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应的根本产出。其实发展经济问题上运用的某些思路，又何尝不能运用到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上来呢？正如‘东欧学派’布鲁斯所言，既要有‘高度选择性的集中’，又要有‘高度自由性的分散’。。

萨伊说‘资本家’的利润产生于资本，并无‘剥削’工人之处。批判萨伊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然而按照把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工程学的视角来看，以上概念和争论甚至于产生都是不必要和无意义的。仅以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作区分：每一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存在合理性，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去利用它的长处。例如国营企业可能统筹调配能力更强，私营企业更能发挥企业家的个人能力等等。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我们需要的目的，即‘人的幸福’。在这里，能更好的发展的方式就更能带给人幸福。至于私企的行为准则和它在整个经济中的预期位置，都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规定引导。比如，当公司大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上市的公共公司，公开透明，公民持股比例要增大；又比如，将公司的财产和领导个人的财产严格分开；规定员工持股数量要大于一定阀值；等等。只要公司能运转下去，所有员工的薪水就不成问题，而随着员工持股增多，这家私人企业也将逐渐带有公社的性质。随着募集员工数量的增多，在带动就业的同时也可以带动‘学业’，以产带学，学以助产。这些从社会工程的视角来看，其实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农业是一个基柱产业，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经济规模中要占很大比例。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在于它会发展出由低到高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并使它们并存共荣。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导致中国传统文明发展一度陷入减速和停滞。但其中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和文化选择有关。

我们对价值的关注，仅仅在于为‘价格’，也即货币，找到一个基准和锚点而已。这样我们就至少能够找到一种基于价格进行价值判断的秩序，这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一旦这样的锚点找到，所有关于‘价值是什么’、‘如何判定价值’的理论都尽可以抛弃了。因为剩下的问题只有纯粹的供需关系，以及针对这两者的宏观调节罢了。一个合理的锚点，也需要是在一个社会的支柱产业里找。当供需关系的平衡，能充分使得产业链在各个环节达成极为健康的生态，我想这样一个‘价值的锚点’，即‘基准定价’，或者‘货币准价’，也就确定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基础谷物’市场。作为春秋时期经管大佬的管子曾说：‘夫谷独贵独贱。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上，谷物的定价权势优先的，这也反映了人们的刚性需求。农业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它的健康关乎着‘社稷’的命运，是人之为人、社会之存在于天地自然的安身之本。我认为基础谷物的定价，可以作为市场经济定价的一个锚点，或货币的一个锚点。

如果非要去考虑什么是价值，那将是条无尽之旅。价值是神圣的、主观的，正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也是难以被捉到边界的。而实际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关注价格就可以了。价格能反映很多东西，如供需关系，供给侧的产能变动，人们的需求偏好等等。根据实际情况，调控手段可以包括放任自流、期货平价（收放仓储平息产能波动）、人为定价（出于各种因素），等等。毕竟我们关注的‘经济学’是一种对过程的控制，愿在初始和最终状态之间，架起一座能达到目的的桥梁，如此即可。

一个‘经济工程包’的设计，好比一块模拟电路的设计。它有输入，有输出，通过内部系统的一套有机组合，达到它控制论的目的。在此，金融工程的元素可以类比成元器件；元器件本身不能达成具体目的，但是它是能达成具体目的的电路模块的基础成分。而一个‘经济工程包’就好比一块特定的电路模块。作为基础元件的构件，在宏观上的存在面，又广于作为上层的、被用于解决特定种类问题打包而成的构件的存在面。金工构件是可以创新的，就好比电路元器件可以创新一样。好的元器件基于好的材料，它能够让电路工程学产生突破性的进展。举例来说，货币是一种金工元件，它本身就经历了又或者正在经历着材质上的变革。

‘经济工程’是一种以控制论为底色的‘制度工程’。它控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生态的事无巨细的各个方面，控制的手段是对相适应‘制度法’的打包编程和不断升级。

‘经济’只有结合了‘政治’讲才有意义。‘经济’的目标就是优化和发展社会生态，主要是就硬件而言。 经济的指标定不能是一个笼统的统计数字，而必须是一个多样化、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统计集合。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一大部分是重合的；政治的目标包括了经济的目标。

所谓的‘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而言，最终是会胜出的。因为‘资本’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资本要解决的问题，也只能是社会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

把控制论的对象对准‘人’之后，其实教育或者学术的问题也很好办，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激发人们生产真知灼见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立法的方法给这些‘真知灼见’划一定的界限，以及对它们进行筛选。总之‘法’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把宏观的计划理念用‘法制工程’的形式落实下来。个体自由加上‘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立法引导，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放之四海而可行的统筹发展的优质模式。

康德说，‘人就是（发展的）目的本身’。齐美尔说，‘货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对岸而是桥梁’，‘能真正互动的，只有人类的心灵’，‘只有当货币剥离作为纯粹价值交换中介以外的意义时，它才具有正当的意义’。那么同样的套路也可以应用到现在我们说的‘经济’这个概念上，即‘经济’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谓‘经济’，它的控制对象应该对准那大写的‘人’。‘经济’，就其结果而言，就是发展的成效，又或者是‘使人幸福的成效’。就其手段而言，就是包括了立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与规划，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工程’。我认为‘金融工程、财税政策、国家投行’，是现代经济计划在操作层面的‘三驾马车’。

经济就是‘正确地发展’。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不提‘经济’这个概念，而只提‘政治’即可。因为实际上，特别是在汉语传统中，‘政治’已经涵盖了现在所说的‘经济’的范畴 。西方的‘politics’一词，专指‘议事’；而中国的政治一词，还包括了‘正确地治理’这样一层意思——这当然就包括了现在说‘经济’所涉及到的各方面，诸如民生福祉、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等等。

集体和个体，‘计划’和自由市场，国营和私营，这些理念都绝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一个应景制宜的问题。一个优质的体系，正是对这些理念恰当的兼容综合。

行义贵‘向下’，因为就像播种一样，这才有根；而要是‘向上’行义，那么这样行的义就好比断了线的风筝，我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去向哪里。前者说的是实利，后者说的是虚理。

以西方文明、现代化的视角，是足以对国故所藏，进行‘钩沉’的。以今稽古，说在同人。

大时代总有灰尘，那由不得我们。在其中穿行，有时我们需要带上防毒面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走下去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走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心路，而不是时代森林的‘迷路’。

现代之现代，即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未来’之‘现代’，却不一定。因此谁能够彻底把握‘现代之现代’，谁就最有可能走向未来。

高效进食的一个要点是适时，在最合适的时间吃最合适的东西。这就要依靠人体自身的指针系统，即内生感觉。应该常备尽可能多种类的食物并熟悉它们的性味，以在不同时机适量进食最佳品种。宜时不宜多。高效和节约是一体两面的，也只有在效率的基础上去谈节约，才是最恰当的。

去学习一个时代的经典，不如就整个时代去体会它的精神。学习一个文明的经典，不如去吸取它的‘气质’。后者的启发性和信力更大。

如果生命，如同法国哲学家德日进所说，是一种宇宙中普遍存在着的过程；那么无数的行星，可能也就像是那一个个‘生命的试验场’。行星有生灭，正如个人有生死；那么对整个行星生命的集群而言，在这行星生灭的周期内度过的时日和全过程，可能也就和我们的人生一样，是那有限轮回中的一趟有限的旅途。。

有一种系统可以称为‘半有效系统’。它往往由简易条件凑成一种较为有效的解决方式。人类历史上很多精确的方法，实际也就是对这些半有效系统的提纯。半有效系统往往广泛存在于生活中，甚至它们就在我们的手边。有识者应当积极去确认和发现，并且确信地去应用。

人生来世一遭，匆匆许多年，碌碌何为？不如少私寡欲，清净凡心；少食肉类，不扰生灵。则一生之旅，少去负重；一生之路，免于拥塞。岁月时光，看得清楚；来去留从，选择轻便。

你知道吗？太阳每天都在变化着，今天升起的太阳，就再也不是昨天的那个了。

IT界发展至今，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的ngo组织。。开源占了主导，于是在这个圈内就出现了一种人类大同、互利共进，近乎乌托邦式的美好氛围。它处理和现存闭源世界的关系，可以通过基金制、授权制等等。其实围绕这种技术开源组织衍生的生态，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源本身相当于‘共产主义’，但有序的商品交换还得有赖于私有制。那么开源社区生产出来的价值，只要有人愿意买单，就可以完成基于货币的价值交换，从而把开源社区的生产，和其他部门的生产衔接起来，形成交换通道。也就是说，开源社区是一个‘先创造、后叫卖’的生产形式。有类似于基金支持的创投公司，是一个以创造为目的和驱动而后获益的、新型生产部门。

就行动而言，所做的事情是自己所欲、所欲的事情是自己所做，这就是自由。自由的判定要与时间相拟合，根据二者重合的多少，人的状态可以分为大自由、小自由、不自由。生命由有限的时间组成。

就适合与人的材料质地来说，软有软‘德’，即‘贴合’；硬有硬‘德’，即‘独立’，等等。